在幾年前的一次“垃圾焚燒”沙龍中，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發電分會秘書長郭云高忍不住詢問：“大家都是企業領導了，從業至少5年以上，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你們的身體到底怎么樣，有沒有受影響？”

“老郭，你看，是你的身體比我們棒，還是我們比你棒？”光大國際有限公司總裁特別助理楊仕橋笑著反問。

日前在發電分會主辦、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南方測試中心承辦的二噁英專題研討會上，面對數百位參會者，郭云高分享了幾年前自己經歷的上述一幕。郭云高當初的顧慮并非多余。自2006年北京六里屯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遭遇抵制以來，“挺燒”和“反燒”的爭論在中國已持續了10年，如今仍在發酵。

面對令人尷尬的現實，垃圾焚燒業界似乎有些“波瀾不驚”。不過，一位垃圾焚燒發電廠老總曾坦陳，對于入行垃圾焚燒業，其實“挺后悔”。

“日本的一些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房價不降反升”

關于談“燒”色變，起初，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技術研究所所長王琪有些不太理解。

早年，王琪曾到日本參觀過一些垃圾焚燒廠，他發現“一些焚燒廠周邊，房價不降反升”。一打聽才知道，很多焚燒廠“建得跟公園似的”，周邊配套設施非常齊全，房價也就跟著上漲。由此，日本垃圾焚燒廠也有了“GreenPark”（綠公園）之稱。

與日本民眾的態度不同，國內公眾對垃圾焚燒的恐懼主要源于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噁英。因具有強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內分泌毒性，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將其列為一級致癌物。

二噁英名聲大噪，則與1999年比利時的“污染雞”事件相關：向動物飼料廠家提供原料的比利時福格拉公司在廢油桶中裝入家畜肥油和廢植物油，因這些廢油罐中含有“pyralene”（一種多氯聯苯的商品名），飼料生產過程中對動物油、植物油及桶中殘留的多氯聯苯混合并進行加熱，從而導致雞飼料中二噁英嚴重污染，給比利時造成約1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二噁英“世紀之毒”的說法漸漸流傳。

“對二噁英過分恐懼或過分輕視其危害都是片面的。”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鄭明輝稱。

丹麥“能源之塔”：世界最美垃圾焚燒廠

歐盟環境部門曾有一份報告，倫敦慶祝新年時燃放了四五分鐘的煙花，這些煙花排放的二噁英總量，相當于倫敦南部一個日處理垃圾1400噸的垃圾焚燒廠工作100年所排放的二噁英總量。

事實上，從排放來源來說，二噁英也不是垃圾焚燒的“專利”。根據有關研究，人體內的二噁英類90%來自食品，來源于空氣、土壤的不超過5%。其中，來源于魚類（包括深海魚）的二噁英比例最高（44%），來源于家畜的次之（19%），來源于家禽的再次之（12%）。“國際上對人體內二噁英含量有累積型的量化標準，每月每千克人體攝入的二噁英在70皮克（1納克=1000皮克），為允許攝入量標準。”鄭明輝介紹。

在研究了二噁英22年的鄭明輝看來，垃圾焚燒發電廠對自然界二噁英的貢獻量微乎其微，“科學認知而不是妖魔化垃圾焚燒，很重要”，盡管這很難。

中節能成都祥福垃圾焚燒發電廠總經理蘇志剛記得，有一次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廠參觀，一下車，學生們每人一副口罩捂得嚴嚴實實。他們想象著垃圾堆的味道該有多難聞呀！直至深入參觀，學生們才放心地摘了口罩。

“有時對公眾解釋越多，人家越覺得你有問題”

上海江橋、南京天井洼、廣州番禺、江西贛州……伴隨著愈演愈烈的垃圾焚燒廠選址“一鬧就停”，垃圾焚燒已從單純的環境問題演變為城市治理新的公共危機。

事實上，“經過40多年的研究，科學家對垃圾焚燒過程中二噁英生成機理的認識已取得突破性進展，隨著廢棄物焚燒爐的改進以及更先進的污控裝置的安裝，二噁英的控制技術已相當完善”。鄭明輝向記者強調。

然而，現實并不樂觀。在一些企業看來，有時候它們是在“背黑鍋”。2012年，就發生過這樣的事，在昆明鑫興澤周邊的監獄里，突然有犯人暈倒，各方的第一反應就是垃圾焚燒廠導致的。“當時很緊張，政府領導很關注，最后污染源查到了，是一個提煉瀝青的小型作坊。”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垃圾焚燒發電廠也曾發生過。“有時，一些垃圾運輸車封閉措施沒有做好，沿途會出現滴、漏等現象，并散發零星臭味。老百姓不明所以，都賴在了垃圾焚燒廠頭上。”蘇志剛有些無奈，“原則上說，垃圾焚燒電廠圍墻之外的問題我們是無權控制的”。

一位企業負責人坦言：“解釋越多，人家越覺得你有問題，”越描越黑，于是索性選擇沉默。

“實際上，焚燒廠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郭云高說，垃圾處理還有收集、中轉壓縮、運輸、飛灰填埋等其他環節，涉及的主體也有政府、環衛、城管等，“但現在很多老百姓把問題都算在焚燒廠頭上，這不公平，而焚燒廠礙于諸多原因不敢申辯，很委屈”。

拆掉圍墻的瀚藍環境佛山南海垃圾焚燒發電項目

好在也有驚喜。瀚藍環境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金鐸回憶，2006年瀚藍環境剛剛接手一個垃圾焚燒發電舊廠，就遭到“近鄰”——廣東職業技術學院（300米距離）的強烈反對。不過，就在不久前廣東職業技術學院主動提出，把處理廠與學校中間的那堵墻拆掉。“從來不敢想象！”當“拆圍墻”的想法從曾經強烈反對者的口中說出，金鐸簡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解決二噁英”

眼下，像瀚藍環境這樣的“幸運兒”還是極少數。“過去焚燒廠就像怕貓的老鼠，遮遮掩掩，流言四起。現在企業要轉身面對公眾，主動消除誤解。”在不同場合，郭云高一再呼吁。

在這方面，臺灣新北八里焚燒廠不失為一個成功的典范。村民組織自救會、與政府開展談判、圍堵廠區、不讓垃圾進廠……從規劃到建設，八里焚燒廠幾乎經歷了周邊民眾的“八年抗戰”。不過，這座由建筑大師貝聿銘團隊設計的焚燒廠，如今已成為當地的一道風景線，吸引無數人駐足游覽。

“有時候，我們需要做的不僅是解決二噁英的問題。”王琪表示。在郭云高看來，從“鄰避”到“鄰近”，一定的補償亦是必要的，雖然目前國內大型垃圾焚燒廠二噁英控制技術已與國際水平無差，但自家旁建座焚燒廠，“心里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不舒服的”。

這樣的做法已有先例。比如，臺灣明確規定，每燒一噸垃圾要給予當地居民一定數量的經濟補償，這些補償可以用于當地居民的一些公共事務；韓國則執行棄物電（熱）價，低于常規電（熱）價格并由垃圾焚燒廠向周圍居民免費提供游泳池等公用設施服務。“理論上，周圍的居民為全城或全區的垃圾處理盡了力，獲得合理補償也是應該的。”郭云高稱。

但一些企業老總擔憂，這種缺乏制度性安排的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垃圾焚燒行業現在仍以政府補貼為主，而有些補償是需要真金白銀的，這筆費用從哪兒出？

當然，除了資金問題，更為關鍵的仍是如何讓垃圾在焚燒爐內得以充分燃燒。正常情況下，二噁英生成的溫度在300℃至700℃之間，因此只要保證焚燒溫度在850℃以上，二噁英基本上就可全部分解。“但中國的廚余垃圾含水率太高，對焚燒技術提出了更高要求。”王琪稱。

國家環境分析測試中心二噁英實驗室主任劉愛民表示，二噁英的特性以及越來越嚴的環境監測法規對垃圾焚燒設備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設備配置低和處理不當都會導致二噁英排放超標，這樣的擔憂亦得到了印證。研討會上，一位企業負責人直言，按照今年初開始執行的垃圾焚燒“新國標”，企業達標有些難度。新標準中，顆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小時均值分別從80、400、260微克/立方米加嚴到30、300和100微克/立方米。

不過，“達新標不存在技術問題，而是主觀意識問題。在清楚二噁英的生成及危害、二噁英與垃圾焚燒的關系后，發電分會將會與典型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更積極推動規范化焚燒，讓更多公眾認識、了解這一行業。”郭云高稱。

作者：經濟日報／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