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者中的壓力和倦怠程度很高，員工的留任率很低，社會工作者平均在其職業中停留的時間為8年，而護士為15年，醫生為25年。這呈現出相當慘淡的景象，但在2003年，社會工作是英國滿意度最高的前20名工作之一。許多社會工作者持有幸福感，并對改變人們的生活抱有積極的態度。

盡管解決導致壓力和倦怠的因素以改善社會工作者的福祉很重要，但這種觀點是基于赤字模型。將重點轉移到考慮社會工作者的抗逆力上，使其傾向于“以優勢和解決方案為導向”的焦點，并注意促使社會工作者蓬勃發展的因素，而不僅僅是生存。這并不是說社會工作的世界應該充滿美好的色彩。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跌宕起伏，生活充滿趣味，但需要保持平衡”。

情緒抗逆力強的社會工作者

盡管所有人都利用抗逆力來應對生活中的逆境，但社會工作者在其角色方面面臨著具體挑戰。社會工作涉及“高層次的情感工作”，而同理心是社會工作者在這種情感環境中前行時所期望的一個特征。同理心需要一種與他人分離的自我意識，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以及調節自己情緒的能力。這對社會工作角色和抗逆力都是必要的，但前提是社會工作者有能力“關閉”他們的同情心，而不是變得過度投入。過度移情會導致“移情的個人困擾”，從而破壞抗逆力，這可能導致替代性的創傷，其中社會工作者會因服務對象的狀況而遭受個人的創傷。對于社會工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復雜的情況。同理心是一項關鍵的社會工作技能。然而，過度移情會帶來個人困擾，而低度移情卻會引起消極情緒，例如內疚和動力不足。兩者都可能破壞抗逆力，需要持續的情緒管理來調節個人感受的體驗和表現。

情緒抗逆力強的組織

最近的許多文獻已經從靜態的有彈性的人格類型的觀念轉向了作為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動態關系的抗逆力的概念。盡管可能具有某些與抗逆力相關的特征、技能和態度，但這些特征、技能和態度是由它們所處的環境來調節的。在這項研究中，本文的興趣在于社會工作的文化以及實行這種工作的組織如何影響工人對抗逆力的理解和經驗。

組織是由個體組成的實體，這些個體會體驗到各種情緒，這些情緒會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在組織內部，情感“深深地融入了角色的制定和學習，行使權力，建立信任，形成承諾和做出決策的方式”。就像個人可以在情感上變得聰明一樣，組織也可以在情感上變得聰明。

在社會工作中發展起來的“新管理主義”文化反映了一種類型的組織，該組織沒有表現出情商，特別是在價值沖突和工作負擔方面。一些社會工作者發現管理文化對他們的價值基礎構成挑戰，因為它注重效率和最佳價值，而以情感和人際關系的建立為代價。抗逆力要求將個人和組織價值觀整合在一起，當這些價值觀發生沖突時，可能會產生幻滅感，從而破壞抗逆力。工作量過大以及社工實現目標的壓力進一步影響了抗逆力。如果組織文化提高了效率并抑制了社會工作者對情緒的真實認知，那么他們抗逆力衰退和倦怠的風險就更大。此外，社會工作者還面臨各種結構性壓力，例如官僚主義、角色模糊、缺乏認可和獎勵、晉升機會有限、缺乏監督、缺乏支持以及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不良關系都損害了他們的福祉。組織應該認識到情感需求對其員工的影響，情感支持的功能被認為對于增強抗逆力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為了確定如何增強抗逆力，重要的是分析個人和社會構建的抗逆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并了解其如何影響社會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的經歷。

研究方法

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一種社會建構主義的方法來探索社會工作者的抗逆力的現實經驗，并研究在組織環境中可以增強這種能力的方法。作者對來自蘇格蘭一個地方政府機構內幾個不同團隊的13名社會工作者進行了半結構化訪談。參與者被問及他們對與社會工作角色相關的抗逆力概念的一般理解，是否以及為什么他們認為社會工作者需要抗逆力，以及他們如何發展和維持個人抗逆力。為了探究專業背景的影響，他們被問及有關團隊和組織在支持他們保持抗逆力方面的作用的意見和經驗。參加者包括9名女性和4名男性社會工作者。

研究發現

參與者回答了一系列個人的、與角色相關的和組織因素，以回答有他們對抗逆力的理解和經歷。盡管個人屬性和技能被認為很重要，但出現的重要主題之一是社會工作角色的內在壓力以及組織因素加劇這種壓力，而不是提供支持以減輕壓力的趨勢。支持被認為是管理角色的情感強度和維持移情的關鍵。

應對壓力

參與者通常將抗逆力定為應對壓力。盡管壓力的概念沒有出現在本研究的標題中，也沒有出現在任何訪談問題中，但在所有13次訪談中，“壓力”一詞及其變體共被提及120次。例如，在回答“情緒抗逆力”一詞與社會工作者的作用有關的問題時，有被訪者說抗逆力是“我們如何處理每天在工作中都會出現的日常壓力和焦慮，這也是我們如何管理、如何應對的一種方式”。

大多數參與者在很多場合都提到社會工作中的這種壓力文化。有被訪者談到了一場“壓力競賽”，在該競賽中，社會工作者試圖通過使其工作壓力大于同伴壓力來使自己的壓力合法化。還有被訪者在觀察同事分享壓力感的過程中對這種文化的看法略有不同，這是“努力成為集體的一部分，然后導致人們忽視或高估了壓力”。參與者提到了個人應對策略，例如充足的睡眠、聽音樂、運動、瑜伽和正念。還有被訪者提到同事之間使用消極應對策略，例如飲酒和暴飲暴食，他們都認為這并沒有以可持續的方式促進抗逆力。

狀態反彈

三名參與者使用了“反彈”一詞。與應付壓力相比，這似乎是一種更積極的概念，因為它需要在處理困難的情況后恢復健康的情緒狀態。關于與服務對象一起工作，有被訪者說，

您確實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情緒，但當您擺脫這種情況時，需要能夠回到自己的個人情緒狀態，而不是回到與之相處的那個人的情緒狀態。

被訪者感到自己在充滿挑戰的情況下失去了抗逆力，并在事件發生后再次恢復了活力。與抗逆力文獻中的辯論一致，其他參與者認為抗逆力更多是關于保持穩定性，而不是恢復可能暫時失去的健康功能。

情緒管理

所有參與者都提到與經常遭受創傷和困擾的服務對象合作的情感需求。在接受采訪時，大多數參與者提到需要有抗逆力以管理其角色的情感內容，并表示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定期管理自己的情感。有被訪者稱自己用虛假的表面掩蓋她所經歷的負面情緒，但指出這不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乃至會“完全崩潰”。大多數參與者認為情緒管理會對抗逆力產生負面影響，并認為這最終是不健康的，特別是在工作日內幾乎沒有機會反映和處理這種情緒的時候。

同理心

這項研究的參與者通常認為，同理心對社會工作角色非常必要，但對抗逆力存在潛在威脅。為了保持抗逆力，一些參與者建立了移情界限，以避免受到強烈情緒的負面影響。有被訪者認為客觀性對于她的情緒健康以及對她如何有效地支持服務對象的影響都至關重要。在思考管理移情的方式時，有被訪者提到移情與自我保護之間的“微妙平衡”，并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認為您需要在情感上投入并具有同理心，但需要做到在任何時間都能夠關閉它。”

參與者的共情邊界的定位很復雜，一些是與抗逆力和專業性相關的界限。許多更有經驗的社會工作者感到，他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職責的局限性，這增強了他們的抗逆力，但是對于某些人來說，這造成了道德上的困境。兩名都有10年以上經驗的社工評論說，為了保持抗逆力，他們必須盡量減少同理心，但他們擔心要維持的界限導致了專業水平的下降。

情感支持

盡管該角色承受著情感上的壓力，但大多數參與者仍感到工作滿意度來自與服務對象的合作。但是，人們認識到了情感需求以及需要支持來處理未表達的情感。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同事的情感支持對抗逆力來說非常珍貴，還有被訪者認為同伴小組的督導很有效。有四位參與者提到，當前辦公室里的趨勢是社工沒有指定的辦公桌，這阻礙了與同事之間的支持性關系的發展，而隨著工作環境的變遷，它抑制了情感的表達。

督導被視為提供情感支持的正式場所，但參與者所經歷的督導質量各不相同。有被訪者提到，盡管有每周四次督導的組織政策，但他在9個月內只接受了三次督導。六名參與者認為督導缺乏情感支持的要素，他們認為通過允許他們表達和理解自己的感受，可以增強抗逆力。還有被訪者認為，督導中的反思對抗逆力很有幫助，從而有機會了解他們的情感反應。

組織因素

從數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抗逆力的挑戰主要來自組織因素。許多參與者描述了他們的感覺，即他們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身份和他們的專業價值觀都受到其組織的管理和消費主義文化的挑戰。在執行政策和程序時，專業和組織價值觀之間的沖突顯而易見。有被訪者在描述自己的角色時說：

您真正要做的是花大量時間在計算機前，試圖弄清理事會的錯綜復雜的細節，以及今天有什么不同的政策，因為它們似乎每小時都在變化。

所有參與者都談到繁重的工作量是降低抗逆力的重要原因。一些人將繁重的工作量歸因于組織實踐，即不考慮案例的復雜性或現有案例的數量，向每個社會工作者分配一定數量的服務對象。這導致社工感到，減少候補案主的數量比他們的福祉或對案主的服務質量更重要。

培養抗逆力

一些參與者認為抗逆力可能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所有人都認為還有一種動態的品質可以使它成長。四位參與者認為，抗逆力是發展的過程，并且通過成功應對生活中的艱難經歷而得到了增強。除了通過反復應對逆境的經驗來增強抗逆力外，考慮是否可以更正式地實施教學也很有幫助。這項研究的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可以通過教學來增強抗逆力。根據剛剛獲得資格的社會工作者的說法，盡管一些人認為情緒抗逆力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現在的一些社會工作學位課程中已經彌補了這一問題。還有被訪者認為咨詢培訓幫助她保持了界限，通過促進同理心和依戀的平衡來增強抗逆力。這表明，在認識到諸如同理心、情緒智力和反思能力之類的技能可以增強抗逆力的情況下，更廣泛的抗逆力培訓方法可能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