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黨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指出，要發展公益慈善事業，完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激勵政策，創新社區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的聯動機制。為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及時沉淀社區抗疫經驗，湖北省民政廳抓住疫情期間浮現的兩股顯著社會力量——社區志愿者和社會慈善資源，引入社會慈善資金在社區開展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項目，同期開展“五社聯動”特色社區治理機制研究。歷經一年，“五社聯動”在社區的實踐初具成效，“五社聯動”作為一種廣泛聯動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的社區治理機制在全國有了初步的版本。

一、“五社聯動”內涵和行動框架

“五社”是指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五社聯動”是指以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為目標，堅持黨建引領，社區居委會（村委會）發揮組織作用，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會工作者為支撐、以社區志愿者為輔助、以社會慈善資源為補充的現代基層治理行動框架。

將“五社聯動”定位為基層治理行動框架，意味著：第一，它是為基層治理實踐提供的原則性指引，而非具體的活動要求，因此其中的行動要素組合具有更大的自由度，為實踐提供了更大的創造性空間，實踐者們可因地制宜地開發多種特色行動模式。第二，框架包括了五個要素，其中四個主體性要素和一個資源性要素，相應的基層治理中有兩層工作內容，一是充分發展“五社”要素，社區社會組織要素相對發展更充分，社會慈善資源則是當前社區治理中最為短板的要素，下一步需要打通渠道，謀求社區內部資源盤活，外部資源引入，發展社區基金、建立社區基金會等；二是探索“五社聯動”促進基層治理的具體實踐機制，比如面對社區問題和工作任務，以社區優勢資源要素為突破口，找到資源去應對，即揚長型基層治理思路，每個社區既定的優勢要素不同，就會衍生出不同的“五社聯動”實踐路徑。

“五社聯動”作為一種基層治理行動框架，它提供了要素框架、愿景、目標和行動策略參考，以及可供借鑒的實踐模式。“五社聯動”的要素框架是四個主體性要素加一個資源性要素；“五社聯動”的愿景是建設一種以黨建為引領的專業支撐型中國特色基層治理體系；“五社聯動”的目標是在基層促進多主體聯動，以解決社區問題、提供居民服務、強化居民聯結，實現社區善治；“五社聯動”的行動策略是指一種社區優勢要素漸次卷入聯動的過程和方法，簡稱“卷聯”。

二、“五社聯動”的聯動機制及其實踐模式

通過分析“五社聯動”內涵和行動框架，我們可以發現，“五社聯動”在實踐上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五社”要素本身的開發、培育和發展，解決是否有“五社”可聯的問題；二是“五社”聯動起來，解決社區問題、提供服務、促進社區聯結，以提升社區治理能力的問題。為此，我們總結出了“五社聯動”兩個聯動機制和三種實踐模式。

（一）聯動機制

對應培育“五社”和聯動“五社”參與社區治理的工作，“五社聯動”機制包括“聯中動”和“動中聯”兩部分。這既是兩種行動策略，也是兩種工作思路，還是兩個實踐過程。

“聯中動”是指在工作中看到“五社”要素的關聯性，對“五社”進行關聯性培育和發展，從社區已有較好基礎的要素出發，拓展開發尚不足的要素。比如社區社會組織前期的基礎比較好，許多社區通過在社區社會組織中發現社區能人來組織社區志愿服務，并進一步培育較為穩定的社區志愿者隊伍或志愿服務型社區社會組織，進而在志愿者隊伍的擴張中，挖掘志愿者的社會資源，引入社區，演變成可以為社區所用的社會慈善資源。反之也一樣，在公益創投概念日漸普及的情況下，社會慈善資源的投入往往也帶來社區外的專業志愿者，參與為社區治理謀劃，比如社區微改造的公益創投項目通常就帶來“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社區營造”等多專業聯合團隊入駐。

“動中聯”有兩層意思，一是在具體社區項目的實施中培育“五社”要素，在“動”中發展“五社”要素，而不是投入資源為培育而培育，比如在社區事務解決或社區項目實施中，需要社會慈善資源，項目負責人、社區“兩委”、社工或社區志愿者就會在自己的社會網絡中發布信息，延伸尋找、挖掘、鏈接；二是指在社區事務解決或社區項目服務中，聯動“五社”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五社”中誰先動、先動誰，以及后繼“四社”要素如何滾動卷入的這個過程。

（二）實踐模式

基于過去一年湖北省“五社聯動”疫后社區恢復和社區建設服務項目在32個城市社區的實踐，尤其是考察其中典型社區經驗，我們提出揚長型社區治理思路，提出“五社聯動”的“卷聯式”行動策略，并總結了三種實踐模式。

1.社會組織卷聯型。這是指社區中有良好的社會組織建設基礎，社區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社工—社區聯合以社區社會組織為啟動要素，依托社區社會組織開展社區志愿服務，發展志愿者、發掘志愿者骨干，進而建立志愿者隊伍；社工和社區“兩委”聯合行動，延伸鏈接志愿者網絡中的慈善資源要素，針對社區問題和社區服務設立項目，而這一系列項目又轉而依托社區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隊伍實施。由此，“五社”要素實現社工—社區“兩委”聯合行動，從本社區的已發展優勢要素出發，撬動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接續卷入，前后相繼形成“五社聯動”的一種實踐模式。

2.社區志愿者卷聯型。這一模式主要指社區在前期志愿服務基礎好的前提下，社工—社區聯合行動，大力培育社區志愿文化及公益精神，建立穩定的、組織化的社區志愿服務組織以及有效的志愿服務激勵機制；再以志愿型社會組織服務社區，解決社區難題，豐富社區精神文化生活，擴展建立各類娛樂型、趣緣型、學習型、服務型組織，激活社區聯結的同時，鏈接在地的企事業單位共同開發慈善資源，投入社區志愿服務和專業服務項目，助力社區治理。由此，社工—社區聯合，先啟動社區志愿者要素，創新志愿者激勵機制，建立志愿型組織，通過廣泛發展志愿者促動社區聯結，發動志愿骨干培育各類社區社會組織，搞活社區，促進社區治理，形成了一類“五社聯動”實踐模式。

3.社會慈善資源卷聯型。這一模式是在社區前期的慈善資源開發及應用基礎較好的情況下，社工—社區應社區所需聯合行動，設計社區治理和服務項目，籌措或引導資源投入，發動社區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參與社區治理及社區服務。如此，形成了社區“兩委”引入資源或社工開發社會慈善資源―社工聯合或發動社會組織承接社區項目或開展社區服務―鏈接專業志愿者資源并引導社區志愿者協作或參與的行動歷程。

比較來看，這三種實踐模式存在共同的特征。一是以黨建為引領，以社區兩委為主導，社工發揮專業支撐作用，社工—社區彼此嵌合是“五社聯動”實踐的基礎。二是在“五社聯動”的思路上，皆具有揚長型社區治理思路，即基于社區既有的優勢要素格局，各優勢要素漸次卷入，著力于社區問題解決的過程。三是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支撐作用是關鍵，“五社”聯動內含了“五社”要素的發展及其激勵，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聯動“五社”以服務于社區治理，這些都需要社工發揮專業優勢進行機制設計來實現。

三、“五社聯動”在推動社區善治中的成效

踐行“五社聯動”的基本目標在于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展現中國特色基層治理制度優勢。調查數據分析顯示，“五社聯動”在推動多方治理體系建立、構建良好社區秩序及充分滿足社區居民服務需求方面都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一）“五社聯動”促進多方治理主體共治社區

“五社聯動”囊括了各個治理主體參與共治，數據顯示，“五社聯動”社工項目所在社區，各主體服務總體實現廣覆蓋：98.87%的受訪者接受過社工的服務，81.55%的受訪者接受過社區服務，約三到五成的受訪者接受過社會組織、其他社會資源救助以及社區自組織的服務。可見，“五社聯動”形成了一個綜合服務體系，各項要素在社區治理中皆有參與，其中社工發揮支撐作用。綜合數據分析，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五社聯動”框架下各個主體性要素及社會慈善資源被充分動員用于社區建設，包括但不限于受疫情嚴重影響人群的生活重建。第二，各個主體性要素發揮作用的程度不同，社工和社區給予最多服務，其次是社會組織；社區志愿者和社會慈善資源供應組織在社區的參與，相比之下仍是“五社聯動”社區治理框架中的短板，未來有待強化。總體來說，促進其他要素的發展、提高其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度是未來的工作重點。這主要包括：第一，要繼續著力開發社區志愿者，朝著多層次化、組織化的方向去發展；第二，要積極開發社會慈善資源，包括但不限于社區基金項目拓展，以及積極進行社區內部的資源發掘，接下來也可以探索建立社區基金會，支持鼓勵多渠道的籌資等。

（二）“五社聯動”促進構建良好的社區秩序

“五社聯動”的社區治理工作思路，即廣泛聯動多主體參與社區治理，有助于優化社區環境秩序、制度秩序。如武漢市東亭社區作為一個老舊小區，通過發揮本社區的高級退休人力資源優勢建設社區學院，依托社區退休精英組建“班長議事會”，為解決社區環境衛生、治安管理以及鄰里矛盾糾紛協調等方面的問題提供智力支持和人力支持，既維護了社區秩序，也豐富了社區精神文化生活。

“五社聯動”中的多元共治局面，不僅實現了社區中空間、制度有序，改善了居民生活環境，還有效促進了居民切實參與社區建制過程，加強了居民溝通，有效保障其利益表達，有助于促進善治目標達成，也有助于推動“社區共同體”的建立。

（三）“五社聯動”滿足了社區居民多方面服務需求

在“五社聯動”基層治理框架中，多主體共同作用于疫情期間社區抗疫事務，同時也精準對接社區居民的疫后心理疏導、社會救助等需求。分析表明，五社聯動在滿足居民疫后各項服務需求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生理、心理不適的緩解，也包括社會關系、經濟條件的改善等。自疫情到現在，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人群接受來自政府和“五社聯動”服務后，大部分人合理的個性化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滿足，并且狀況得到改善。在身心狀態改善上，表現最為突出的是，31.1%的受訪者焦躁程度降低，30.3%的受訪者睡眠變好，23.3%的受訪者食欲發生正向變化。同時，18.8%的受訪者表示生命有了希望或意義，15.4%的受訪者抑郁狀況改善。此外，如前所述，“五社聯動”項目也促進了社區融入、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的改善。

需要說明的是，2020年5月以來的第一批“五社聯動”項目以對受疫情影響嚴重人群的心理疏導為主，數據顯示這方面的工作表現也更為突出。此外，獲得經濟補貼、獲得醫療救助和獲得就業幫助相對較少，這并非意味著工作不到位，而是民眾有依靠自身社會支持網絡渡過難關的資源，以及自我恢復的力量，并非所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居民都有借助專業力量的需求，許多人其實都有自我調適的能力。政府資源和社會慈善資源是有限的，資源的使用依據救助緊急優先和突出重點的原則。服務對象獲得就業幫助相對較少，這既反映了就業市場受到疫情影響整體有所萎縮，也反映了社會工作者需要在開發崗位資源上更加努力。

（四）“五社聯動”促進了社區關系建設

社區關系包括社區鄰里關系、居民的社區認同感。課題組基于我國的社區行政轄區的意涵強于生活共同體意涵的現實，拓展提出了居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指標。民眾對居委會有“你要管我”的預期，這個“管”有兩層意思，一是愿意接受依照規則的管理，二是當出現需求時民眾對居委會有獲得幫助的預期。正是因為社區作為行政轄區的概念，使得廣泛存在的政府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居民—社區關系的底色，尤其是疫情時期，社區與政府一體化行動的經驗在居民認知體系中的印刻，提升了這一邏輯的可信度。

“五社聯動”項目有助于疫后的社區關系重建。數據分析顯示，“五社聯動”促進了疫后居民的社區融入（16.5%），以及社會關系（14.9%）和家庭關系重建（4.2%）。需要說明的是，這是自我報告在這些指標上發生改善的受訪者于整體樣本量(n=618)的比例，而非以在這方面有需求或相關需求尚未滿足的樣本量為分母。即，并非所有618個受訪者都有這些需求的。事實上，新冠肺炎感染者恰恰主要是在家庭支持下渡過危機的。這是我們數據收集中的一個不足，特此說明。但結合其他的數據分析，我們依然可以判斷項目實施的有效性，在較大程度上回應了服務對象群體的需求。

“五社聯動”服務項目的實施可有效促進社區認同感和政府信任度。課題組通過固定效應模型逐步回歸分析發現，接受過社工服務者比沒有接受者在社區歸屬感評分上高0.020，政府信任度評分高0.018。在統計意義上，是否接受社工服務一項指標對兩者具有顯著影響。對此數據，需要說明的是，在邏輯上，社工服務是緊密依托于整體性的“五社聯動”項目展開的，社工的服務實際上是與其他要素協作開展，包括社會組織、社會慈善資源及社區志愿者等，但是社工作為服務對象的直接接觸者，整個“五社聯動”項目中穩定的終端服務送達者，以及服務中建立的關系，都使得服務對象“將功勞都記在社工頭上”。社工的服務是有助于提升社區歸屬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服務遞送中存在的“中介者效應”使得委托專業中介——社工來遞送的效果有時要比社區和政府救助直接遞送的效果更好。